天涯亡命路

逃亡18年的服刑犯重回监狱投案，他如何度过这漫长的生涯，又如何要返回监狱，《江南警界》对此进行了报道。

这绝对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：从监狱逃跑长达18年的杨庆浩竟重新回来投案！消息像长了翅膀迅速传遍监狱内外。

面对不期而至的杨庆浩，监狱方面最关注的是这18年漫长的逃亡生涯，杨庆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，现在又为何要重返监狱？

1980年7月1日杨从监狱逃跑，第三天，身无分文的他冒险呆到深夜回到已改嫁的母亲那里，抱头痛哭中杨的母亲几次饮泣无声，如昏厥一般。最后，老泪纵横的娘倾囊给他90多元钱，不敢滞留的他就趁着夜色从浙江诸暨步行至浦江，再搭乘汽车到龙游，又转乘火车到福建省三明市。转悠两天工作无门，听说邵武市比较好找零工，他马上急匆匆来到邵武，在市郊一砖瓦厂化名黄兆栋开始了打工生涯。然而，犹如惊弓之鸟的他见晚上常有公安人员来查夜，勉强干了一个月，拿了工资便转移地方了。

7月1日出逃至春节这半年时间，如丧家之犬的杨庆浩过的是居无定所、行无定踪的生活，他感觉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已容不下一个渺小的他，更觅不到一方“安全”的乐土。他不能不承认“偷来的自由难自由”。

1982年开春，杨辗转到了闽北山区拉木头。这里有来自全国不少省份的打工者，像杨庆浩这样的体格一天能挣20元钱，一个月能拿到400多元，这样的收入在当时是相当不错了。所以，想长期呆下去的他干得特别卖力，因为，除了山还是山的生活既省事且又安全。

于是，一个在水乡平原长大的人成了一个地道的山里人。

其实杨庆浩并不是个等闲之辈。1967年至1968年11月，因盗窃被西安市公安机关劳动教养的他，12月又故伎重演被治安拘留。释放后继续在陇海、京广、沪宁铁路沿线城市行窃，1972年被判刑入狱，1978年刑满，因当地不同意其落户，被安排到南湖林场留场劳动。1979年回乡探亲时又犯案，被判8年有期徒刑，再次被劳改，他最美好的时光都被他自己作践了。

但是，逃亡生涯毕竟太难熬了，这个中的滋味只有他最清楚。平常，杨走在路上凡是听到警笛声便心惊肉跳，立即慌不择路地拐入胡同躲避，迎面要是看到警察，马上就掉头，宁愿不走这条路。精神上的压力始终也卸不下，尤其是每每想到那次大难不死的情景，杨总是感概：“一个化名在外生存的人，要是真的死了，谁也不知道是哪里人，尸骨也回不了家。”

山里的生活毕竟太清苦太单调，认为“风声”已宽松的杨庆浩于1985年底坐火车经上海来到重庆市。暂栖火车站附近旅馆的杨，连续多天漫无边际地徘徊在街头，他知道举目无亲的地方只能凭运气瞎闯。

终于时来运转了。杨结识了一个卖被面的浙江义乌人，几次接触和套近乎，杨便跟着义乌人一起往返两地做起了被面生意，从中赚取批零差价。销路不错，几个月后杨的口袋里又多了好几千元，且比较轻松。这段时间是杨最自由的时光，几乎每天下午去茶室喝茶，一聊就是半天；晚上则到舞厅跳舞，茶钱、舞钱都由杨支付。渐渐地，杨的生活中有了几个茶友、舞友可以聊天可以白相。后来有个热心人还为他介绍了一位姓陈的寡妇，没多久无牵无挂的杨就与同龄的陈公开同居。当然杨不敢对陈讲明自己的老底，只是真真假假地撒了个谎。

两人自己开了百货商店和饭店，具体事情由陈的儿子主管。自然，办证照的一切手续都由陈出面，没有身份证的杨只能退居幕后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投资下去根本不产生效益，结果，两店只好相继关门。

名不正言不顺的杨庆浩横下心来决定自己离去。于是，不辞而别的杨独自悄悄来到山西想做煤炭生意。然而，到了那里一打听，煤生意的前景不乐观，想想实在没有地方去，杨于1995年7月干脆来到距自己家仅20多公里的诸暨市三都区。在那里，他用平时积蓄的2万多元钱办起了洗衣粉厂。但是，即便苦苦经营，由于技术质量不过关，销路不畅，终于难以为继，只好关门大吉，那投资自然成为一个涟漪不多的水漂。

钱袋空了，相距不远的家又不敢回，怕连累家人，况且这一晃已18年过去了，今后的路怎么走，这个问题十分紧迫地摆到了杨庆浩的面前，使其无法回避，不能不正视。

“没有身份证，查夜查户口，只要一问到我，我就完了，如再抓起来，我吃不消，现在的身体不是18年前，这样过着人不人、鬼不鬼的生活，感觉没意思……我年纪再大怎么办呢？别人能靠得住吗？到那时我又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，我如何养老呢？”

杨庆浩日思夜想，左右思忖，整日徘徊在十字路口不知走向哪里。最后其他的选择一一被否定，剩下的只有一条路：投案自首。就这样杨庆浩回到了曾经服刑的监狱。他在一份材料上异常诚恳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道——

“逃跑实在是一条死路，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。假如当初我不逃跑，现在可能已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了，但现在我不仅什么都没有，还要重新来接受改造。逃跑害了我一生！”